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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语言和民主政治（一）

    是什么让人有言说的欲望，是否每个人都能有效地言说，每种言说风格是否具有合法性，其实既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实践的问题，既是一个民族主权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民主内涵的关键性难题。

    金庸先生在当年同池田大作的对话篇中，以文学应该有趣为自己的武侠通俗文学辩护。构成今天金庸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尊之位的，恐怕首先确实和有趣相关。没有 令人耳目一新且展现想象力的武打描写，所谓背后的历史线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同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诸多文字一样，都不可能进入到今天某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里。但有趣意味着口味，即便是在业余生活枯燥，风行武打小说的时代，这些有趣的文字也处于主流意识之外，被很多人视为浪费大好时光的低级读物。因此，即便 武打小说像糖果那样，可爱可口，总会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不过是肥胖、不利健康的代名词。因此，文字的风格，从不该受制于读者的口味，而是以书写者个人情绪 和书写对象的特征为圭臬。学究一点，就是指文字本身的客观化问题。不同人的口味不一，不代表文字本身应该迁就阅读者的口味，四平八稳也好、含蓄内敛也罢、 抑或是刻薄讥诮，对于言说者和受众来说，都是可自由选择的。所谓的专制，其实正是对风格和趣味的压制，言说者不再有情绪，受众不再有选择。依稀记得那样一 个时代，其实正是金庸先生如此红遍大江南北的根本原因所在。

        时代不同，人们的情绪和口味自然会变。鲁迅先生遭到一些文学专家的反对，某种程度上既同鲁迅先生的文学造诣无关，也无关批评者的认识水平，而是因为，非以激 进批判和呐喊的姿态，无法撕开传统厚厚茧层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主流的文学口味已经改变，因此，与其说，批评鲁迅先生的文字风格，不如说只是让鲁迅先生退 出主流，而还原为多元文字风格一极的原身而已。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传统在打破的同时，也在形成新的惯性，在没有寻找到一个确切且有益的方向之前，鲁迅 先生的文风总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强有力的。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也会面临情绪型的表达，在没有变成毫无根据的武断和市井骂街的恶语之前，都属于多元风格中的一种，具有其文学语言上的合法性。

       当然，对于语言哲学来讲，文风充当地仅仅是强化沟通的角色而已，其所面对的受众特定化为某一部分人。人会有言说的欲望，便不只是希望自己的语言是私人语 言，从话一出口，句一写成，都暗示着言说者与他人交流的欲望和主张，这种交流和沟通的普遍性越高越好，就像博客追求的点击率，尽管其背后也隐藏着很强的功 利心。因此，文风只是为了更好地传达言说者的观点，这属于私人自治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言说者想要说什么，希望别人能听到什么，听者又能理解多少，这却和 语言作为一门技艺和沟通生活世界的手段紧密相关。施米特曾在深陷囹圄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母语里面才有政治。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这么表达，母语里才存在民 主。民主意味着每个共同体的成员都有权参与到公共表达之中。但是有权，并不代表有能力，且不论语言的内容，倘若不具备形式上的语言能力，民主权利就是一句 空言。

       解释这样一个现象，或许借助语言哲学可以更好的说明。自不世出的维特根斯坦之后，大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哲学已经深深地渗入到各个社会科学之中。对于今天国内 的法科学子来说，若是涉及到法哲学和法理学，恐怕更怀念古典哲学引导下的法哲学和方法论，毕竟马克思理论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概念框架，而西方新的语言哲学则 在国内忙于各种运动而重塑自我的时候，制造了太多新词和概念，学习语言哲学或者是吸收了语言哲学成果的其它学科，不异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而后者是在语言 哲学作为科学的意义来讲，在这一意义上，熟练的把握新概念，精确地运用，是衡量语言哲学这门学科和职业的重要标准。不具备这种基本的技能，那么在语言哲学 这个以语言为对象的领域，就没有发言权，即便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发现，觉查出语言哲学的缺陷，但在你没有掌握语言哲学的基本概念从而具备表达能力之前，你 都不具备发言的能力，从而失去发言的资格。但你也只能抱怨语言哲学的晦涩难懂，而不可能说，你失去了民主权利。

       而这恰恰揭示了民主和人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直接相关。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其中首先就预设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但是，这种抽象的讲 法，会让人以为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对每件事情都指手画脚，都可以对其它人的观点，做出合理的判断。其实，这既是对民主的乌托邦理解，也因此将民主庸 俗化，最终破坏了民主的价值。在中国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外行领导专家。非专业的领导者，其所享有的已经是比权利更高一个层次的权力，但是你能想象，让 一个学党史的专家去评价航天专家的业务水平吗。回到施米特的问题，为什么母语里面才有政治，母语意味着语言表达能力的最高层次，意味着对某一相关领域达到 相当的专业能力。因此这句话，其实可以引申为，只有政治为业者才有政治，这个以政治为业者是在广义上所言，即不仅包括政客、还包括政治学者，以及其它具有 深厚政治和生活阅历的共同体成员。以孔夫子的天赋，却仍然要到60岁 才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何况普通人呢。因此，现代西方主体哲学的缺陷并不在于，其鼓励人的自我启蒙，而是在于，它激起了每个人的政治雄心，却没有提供相 关配套提高每个人参政能力的方法，再拓展一点，放到国家法里观察，则是让小的族群自以为是，却又没有提供可让其提高自立能力的手段。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 那么所谓的公投所能表达的只是卢梭所谓的众意，而非公意，最终可能会将人民推向一场悲剧性战争，就应不难理解。

    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的首先表现就是，强国的语言是世界性语言，或者说是国际政治语言。弱小民族的国民改变命运的一条途径其实就是掌握强势民族的语言。 但是，究竟几代移民才能真正参与到该国政治的讨论之中，到能参与到该国的政治讨论，是否还能再看出所谓移民的痕迹，百年来实践业已有确切地证明。民主政治 的语言能力依赖性，以及更进一步，其背后的专业属性——即便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结果，但实际上现代化只是加深了这种复杂性，都决定了言说者和听者之间沟通的 艰难。面对此一困境，沟通所需要的就不是言说者和听者如何互相迁就，而是各自保留在恰当的界限之内。而什么时候共同体的成员对此火候的把握成熟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有效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