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zendenz 得大自在居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tranzendenz.blogbus.com/logs/12952635.html

民主如龙，有爱多似叶公；

专制若虎，哄拍鄙胜周伯。

——有感于人心之乱，聊以此文告别07。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

——文风、语言与民主政治（三）

    迄今为止，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都 是不可撼动，几无后来者可替代的。而康德之核心贡献何在，当然不是他那句为人津津乐道的名句——头顶的星空和内在的道德律，而是在于，康德哲学将人类的认 知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近几十年来的语言哲学，以及今日名闻遐迩的哈贝马斯、普特南的当代哲学，虽然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却大抵未脱出康德的认识 论框架，更确切地说，都属于康德哲学的变体。然而，评价当代哲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非本文主旨。而之所以由此开始，实因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浅显的道理：康德 越是难以超越，说明个体的理性能力越有限。穷学者数百年智慧之功，在认识能力上也不过限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可数的几次重大的跨越。康德所强调的理性的潜 能，从而由此推演出具有道德心的受启蒙者，自他之后，并未出现什么实质的进步。相反，现代技术将更多的人紧紧地裹挟在一起，其复杂的关系，越发令人乱花迷 眼，不知所措。因此，既然人的认知能力如此有限，确切说，认知是如此之难，民主所强调的，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公共生活，发表自己的观点，固然在共同体的价值 决断层面上，承认民主参与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毋庸置疑。但是，由此也引发了统一和分歧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如果仅仅限于言谈层面，自然问题不大；但 是，一旦处于共同体急于行动的阶段，则难免贻患无穷。而更具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于，民主自由与良好秩序之间的关系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些其他不易为人见的因 素。一个社会处于良好状态的原因，并非全仰赖于民主自由本身的价值，而民主自由得以确立和有效运转，可能与特定阶段的人心密不可分。因此，厘清这些关系， 对于正确认识民主政治，意义重大。

    魏 玛德国从一个开创了社会经济权利的宪法国，最终堕落为邪恶的第三帝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悲剧，理由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明显的制度上的原因，是 当时议会中，小政党众多，使得议会难以形成决断所需要的多数，从而为纳粹党通过民主之路上台主政，大开门户。也就是说，是时由于实施了民主政治，在统一性 和意见分歧之间制造了强烈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缺乏行动能力。社会问题不能及时得到处理，民主政府虽然让人们享受到了投 票的快感，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此种政府治理能力的怀疑，从而产生了民主程序给反民主程序和制度者以对民主政府投反对票的机会的悖论，结果为非民主力量僭 政留下空隙。因此，魏玛德国缺乏足够的经验，驾驭民主价值，使其无法在保障民权和处理社会问题上，找到平衡点，至少算是魏玛失败的教训之一。而这一教训， 也为人们进一步观察战后德国的政治实践有所提醒。战后德国的政治安定和经济效率，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功于一个良好的自由法治国的确立，以至于能让当前的德国 主政者，以及背后的68一代学人那么坚信，自己所谓的人权价值如此了得，可以径直适用到国际关系上，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反之，如果不单单是因为民主自由带来了今天德国的民权有保障，民生有余裕之局面，那么隐藏在民主人权光环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说 起来，当前世界唯一担得起人类“政治活化石”的共同体，似乎也只有中国。尽管千数年来无能走向民主政治，难免让人扼腕，但丰富的政治治理术，却无疑是一座 迄今未被学术挖掘的金山。人们坐拥金山之上，却宁愿用半生不熟的外来语拼凑自己的政治观点。到是不谙西学的政治家不乏政治上的神来之笔。远的不说，如香港 和澳门的顺利回归，背后所体现的搁置的艺术，为生硬的法理逻辑注入时间之维。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丰富的治理术，甚至渗透到每个国人的言行里，令人对 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否应付具有中国特色的“刁民”心生疑虑。念及此，一些流传甚久、历史上不乏实践例证的经验性政治话语，如“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就非常有 转化成知识的必要。

    经历多年的战乱之后，人心思安，故大乱之后总有大治。这既在历史上有例可循，也已深入日常人心。但这又不过是一种经验性的说法。因此关键在于，这种经验性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知识的确定性。基于此，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何会乱，达成的又是怎样的治理。

    统 一一词，对于秦朝之后的中国，就不是什么陌生的 话语。但是，为什么秦始皇立朝短短几十年之后，便有人站出来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仅仅是因暴政吗，抑或是，秦朝之统一虽销六国之兵，却尚未找到统一国 家（此一国家非为民族国家，而是意指一个政治统一体）的意识形态。而当时之焚书坑儒，离有意识地建构一种具有同一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尚远，相反，却制造了更 多的异己之心。而以当时之技术手段，指望通过强力保持对辽阔幅员之内各郡县的控制和驾驭，几无可能，遂有伟业多短命之说。因此，大乱之后未必有大治，新开 端并非立宪的充分条件，立宪反而可能会为随后的混乱种下祸根。大乱也不限定于战乱，隐藏其后的更为根本的则是观点之乱。董仲舒之后，儒家之微言竟能有大 义，当然与其实质内容密不可分，但也还有其单纯形式上的意义。恰恰后一点，构成了大治的必要条件之一。由此，儒家思想定为一尊，首先表现在其形式价值之 上。任何秩序状态都需要一种思想作为其主导意识形态，如果当下以及内部不能生成，则需要求助于历史或外来文化。而某一思想若要发挥统一共同体思想分歧的功 能，则产生了另外一个条件，即该思想必须具备合乎共同体当下状态的行动能力，否则若不能发挥作用，则对于共同体的建构毫无实践意义。即便一种思想在理论上 逻辑自恰，道德情操高尚，却终究是纯粹精神性事物，离日常生活过远。正如凯尔森的基础规范，若没有某一次具体的立宪行为，从基础规范中绝不可能落实出一个 实证法体系。由此，可以确定，大乱之后有大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确切说，大乱只是促成大治所需思想统一的条件的一个诱因。从大乱到大治之 间，还需要其他条件，其中首要的则是具有统一能力的思想意识形态。然而，也正因为是诱因关系，大乱这一前提往往为人所忽视，特别是大乱为理性所避讳，结果 在否定导致大乱的因素的同时，忘记或回避大乱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

    以 此重观魏玛之德国。是时，科技不可谓不强，文化不可谓不兴，巅峰时，魏玛德国尽揽诺贝尔之桂冠；而民主制度也是实至名归，立宪、选举、议会、党争，无一不 有；思 想界更是百花齐放，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团主义、国家主义。然而，动荡的时代，人心浮于海。底层民众关心生计远甚于自由，学者们关心自己观点的道德以及 逻辑立场远甚于现实的挑战，治国者忧心宪法的落实远甚于统治内在的统一。即便国家法以学科的力量关注政治发展，民主自由这种鼓励观念分歧以达力量制衡为机 制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一个内外挑战过于严峻而急需行动的新兴共同体。因此，那个时候，谁能让多数精英闭嘴，方能取得政治的行动能力，应对内外挑 战。可惜，用于政治统一的民主自由，内在精神却是鼓励分歧，逻辑悖论的尖锐化，导致共同体无法在总体认知上达成一致，尽管个别人学识深远，却对共同体整体 认知毫无影响。而偏执是一种极有效地调动民众感性力量的方法，特别是在失望情绪蔓延的时刻——当然，偏执者往往缺乏自控能力也是其中固有之意。故第三帝国 的到来与快速衰落，与史上凭借武功治天下者何其似也。然而，纳粹的滋生虽然令人意外，却也是人的精神状态中固有的一种性格。对于战后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 在于对第三帝国的价值判断，而是悲剧之后，人们是否认为它是悲剧——一种人力难以抗拒的命运；还是简单视其为一种意外的恶，从 理性体系中屏蔽之。战后的德国，纳粹成了所有知识的过滤器，凡和纳粹有些关联的人及其思想，都失去了发言的资格，民主自由终于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整和国家 的唯一的意识形态。人们以为民主自由完全可替代自黑格尔以来强调共同体同一性的传统，其实民主自由思想自身所充当的就是整合共同体的统一意识形态。这一层 形式的意涵，才是战后凝聚德国的力量，其背后却直接关联着纳粹这样的原罪。足见，民主自由的光环，重点在其成，而不在其源。根本上，民主自由是一个价值和 功能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抽象上可用辩证一词含浑带过，具体处却是一个共同体学习和教化的功能化过程。这一过程的难度之大，常常为人们用政治成熟匹配之。 只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具有谦逊的学习态度，才懂得对价值与功能的灵活把握。但是，即便是历史上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民族，或者所谓以理性著称的民 族，其教化的过程仍旧会以某些惨烈的形式出现，这种惨烈形式往往具有激进的人格特征。如文化革命很有可能与少年毛|泽|东的经验性认知相关，氏曾坚信通过艰苦的锻炼，可以彻底改造羸弱的体格，足可“自信人生二百年”。

    就 此而言，战后德国选择民主自由，既可在部分意义上归功于战乱，同时，新时期推行民主自由，其实质内容已非建构的重点，新的基本法较之魏玛宪法没有什么质的 变动。更为重要的是形式意涵，民主自由成为思想过滤之后的优选，从而为废墟上的共同体提供了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正是对康德哲学支撑下的人的尊严的选择， 使得战后空虚和自卑的德国，重新找到了精神力量，并勇于承认战争的错误。但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确立，仍旧内含着过高的认知要求，因此，对于一些缺乏历史感 的政治家来说，就难免会误以为人权民主价值上的普适性等同于任何阶段的普适性，从而将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转变成较之国内政治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上的意识形 态。而从长远来看，如果共同体没有找到政治教化的有效途径的话，这种政治必将滑向不断堕落的境地，随着外来挑战的加剧，以及内在机制运作的老化，新的危机 并不会太远。

    恰恰在这点上，一句简单地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经验性话语，其洞察性胜却无数逻辑推导。这句经验性话语的价值，其实并不完全在于其表达了大治的诱因所在，不存 在从石头缝里蹦出的大治，而是它将一个政治实践的历时性过程表达出来。通过此一经验性话语，我们也可以更为清晰地洞悉自身的政治。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马氏 话语的实质内容已经不再重要，当前只是其形式意涵发挥作用，如果共同体不能统一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下，任何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都无法展开。那些一味纠缠于 “原教旨”的马氏话语以求批判现实的努力，都可算是缘木求鱼了。另一方面，文革的意义对于经济建设正可适用于此一经验性话语，但是，二者之间仅限于纯粹形 式意义上的关联。而尤为重要的还在于，此种形式意义在当下还未能完全展开，其上承强人政治的余泽，随后却迅速堕入到平民政治的商业浪潮之中，因此，其中虽 蕴含着巨大的知识可能性，却仍旧是个未知数。再则，由上可知，当前政治已经进入到具体内容的融贯阶段，国家治理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受惠于传统的经验性政治 话语。因此，何时民主政治能够获得一尊之位，首先依赖于将这些经验性话语转化为具有知识上确定性的科学话语，从而缩小国家治理者、知识人和日常生活之间的 距离。设若此路不能伸张，治理者仍旧左右于经验性的任意，那么治乱的循环是否可以就此打住，恐怕就是一个不太神秘的未知数了。

(请勿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