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zendenz 得大自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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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能否超越敌人的坟冢？ 

生与死，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两分法。因为生有多种色彩，而死亡只有黑白两色。敌我之争的政治宁愿只在黑白中进行选择，所以，两分法的政治，是拥抱死亡的政治。

——题记

公元2008年，无疑是专门用于记忆的一年，但也是容易令人忽略其他重大事件的一年。当我们整个族群深刻体味着，国际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这样一个深刻的实践逻辑，当人们深切地为人道主义沦为政治的奴婢而悲哀的时候，很多学者或许都忽略了，前些年处于国内学术运动风头浪尖，而今已是昔日黄花无人问的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1888-1985），今年适逢其诞辰120周年纪念。然而，智者之忧，言犹在耳，语风过处，却给人以刺痛的感觉。

政治果真就是区分敌友吗？凡是敌人的，就必然是错误的，凡是朋友的，就都是正确的。这一古典哲学两分法的粗劣运用，早在80年代初，就已被我们那一贯以动作迟缓著称的政治化教育所抛弃。好人与坏人的简单分类，伴随着黑白电视的退伍，几乎完全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西方花花世界的多元景观，不仅是我们对西方的认知图像，而且还是我们的榜样。但似乎那时候，我们尚没有被视为对手的资格。因此，你侬我侬的冷战后时代，真让人以为民主自由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就是那传说中的大同社会。三十年只争朝夕的自我异化，尽管连族群自我都无法拼凑出一个自我认知的完整形象，但如此这般的努力，怎么也该在西方发达友邦这些榜样中赢得薄幸之名吧。不曾想，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思维方式似乎宁愿停留在几十年前，那个被自由主义阵营视为宿敌的施米特的符咒——所谓政治，就是区分敌友——似乎就此再一次应验。战后，那些自诩为自由代言人的媒体曾不遗余力地口诛笔伐这样一个揭穿自由主义政治实质的叛徒，然而，其所使用的手法，却又是施米特式的。如今，它们再一次践行受批判者的断言，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竞争对手，不惜将经济冲突转化为政治斗争，在整个民间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抹黑敌人的文宣斗争。

然而，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一个实体，而非幻觉，那么施米特对政治的定义，便是这一实体的影子，没有影子的自由主义，完全是一个虚幻的鬼魅，而有影子的自由主义注定了自己在道德上的两面性。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自由只属于自己家乡的人民，非我族类，要么自愿臣服于自由的旗下，要么成为自由主义的祭旗者。而是否那种受施舍的自由仍可算是自由，则不是自由主义的分内事。因此，施米特嘲笑道，依你们的自由主义，哪个讲人道，就是欺骗。这不百年难遇的地震来袭，自由媒体们宁愿视而不见。他们确实也抱怨自然的淫威，但却少有对死难者的同情，令他们沮丧的毋宁是，自然灾害打乱了他们对敌斗争的精心部署，给了敌人一个“冒充”正义的机会。他们担心自己家乡愚笨的民众不能识破敌人的奸计，于是以各种方式提前告诫他们：敌人足够富有，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敌人的灾难，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你们的同情。甚至科学精神都已不再重要，那种背离科学精神的现世报，也变成自由主义者手中的利器。人道主义，那些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者的人道主义，不能也不愿去跨越汶川这样一个坟头。因为，敌人从来就不在、也不应在人道主义的关怀范围之内。

人道主义止步于文化上的他者，止步于经济上的对手，止步于意识形态制造的无知。自由主义世界，对于具有灾难记忆的人们来说，已经不再令人向往，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二战浩劫之后，施米特不得不回溯到自己的文化根处，若没有宗教和美国这个远房亲戚，欧洲这个几百年新兴的文明怕是要在二战之后，从世界版图中消失。带着这样一种深深的忧虑，施米特开始了构建欧洲共同体的梦想。政治既然是区分敌友，排斥他者，那么，解决政治斗争之道根本不在于自由主义，而是如何认识自我和他者，利用什么来整合自我和他者，从而化敌为友。体现为一套国内基本权利体系的自由民主，不仅无助于国际政治斗争的解决，还可能受到国际政治斗争的牵连，失去民众的信任。因此，任何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拿自由、民主、人权这些道德事物说事，特别是将其作为政治命令强加于人，都必然成为自由民主价值的罪人，成为历史的笑料。另一方面，施米特从来也没有抛弃自己对国家内部自由的认同。这种认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提醒那些国际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大可不必对自由人权的价值失望，因为你们和自由世界内部的普通民众一样，都是政治斗争中那些政客之间权力角逐的牺牲品。国际政治斗争无关自由民主民主，自由民主也是个弱者，它能力有限，却也不至于到应被鄙弃的地步。而对于国际斗争中处于所谓的自由世界之外的族群来说，最为关键地问题则在于，我是谁，这是政治斗争中判断敌友的前提。可惜，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不仅西方友邦看不懂，连我们自己也不甚了了。

“我是谁？”逆练九阴真经之后的欧阳锋，不断地问着自己以及他人。现代化的西洋知识，对于从一片破碎山河走过来的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九阴真经，它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而且是族群的命运。但是，对于西方的认知，以及自身在今生今世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现代化和西方化，并不为人知晓。更为悖谬的是，学习了西方几十年，本以为可以获得一个好学生的评价，其实得来的却是别人的不屑、猜忌和敌视。而有感于德国外交一片狼藉的现状，另一个施密特（Helmut Schmidt，前联邦德国总理）以90高龄现身电视台说法，提醒道，“对于我来说，有否民主自由并非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文明持续了几千年而没有衰亡”（就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考拙文“政治斗争的四种思考方式”）。在他看来，尽管中国人表面上，说洋文，吃洋快餐，但内里并没有改变过。可是，这个内里是什么似乎少有人反思。不仅西方人不知道，甚至我们也不清楚。当下我们既不能断然抛弃传统意识形态的形式功能，贸然引入自由市场又产生了诸多困境，而传统的力量似乎并不像那个前总理观察的那样，果真保留完好，我们的宪法也是混沌的泥潭一个，伸手进去什么都能摸得着，什么又捞不出来。可是，只有预先知道了我是谁，才可能判断谁是敌人，而只有对方清楚看到了你是谁，才会做出是否敌友的正确判断。一个尚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族群，一个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观和价值观的混沌族群，如何能够摆脱敌我斗争的逻辑，如何能够面对敌人的挑战，不迷失自我。

两个甲子，绝非弹指一挥间，其间伴随着多少瞬间的灾难，顷刻间，数万生命灰飞烟灭。正是在当下的自然灾难中，我们似乎见证了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的幼稚，一个自称走向历史终结的价值的颠覆，然而，这个时候，我们仍旧不要忘记还有施米特。是他，提醒我们，现代化远未完成，任何人不能超越敌我政治，任何人不能意识到，我是谁，我们是谁，都将陷入现代政治斗争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