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zendenz 得大自在居

         究竟是人在对自我行为的认知中产生疑问而失眠，还是因失眠而对自我认知产生困惑，疑问者本身同疑问所要表达的对象形成了一种哲学上所谓的构成性关系。或许有人立刻给出经验性的回答：失眠是客观事实，而我思则是不确定的。可问题是，没有我思就不会失眠，失眠可能不是真的，如果不承认我思的话。因为连我是什么都不清楚，自己对自己的行为都不理解，如何能保证你说的失眠是真的，可能你觉得失眠的时候，你本不应该有睡眠。于是，这样一个晚上，人在对自我认知的困惑纠缠不休的疲倦中，终于昏昏大睡。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有两种人不会入睡，一种是精神抑郁症或更甚者，一种是文学家。

        普鲁斯特因此同伟大相连。他将我思这个沉重的、千数年争论不休的哲学话题，以不厌其烦琐碎的失眠话语用另样形式展示出来，不是一夜的失眠，而是连续十多年的失眠，不是用几页，而是用30几页来描述失眠，从而开辟了文学的一个新天地。文学大多数是以寻找和展示新的可能性为己任，正常人是不可能有这种数十年如一日失眠的临界体验，而作者还颇为自信的将之发表，反而令小说界集体不自信，在大家还没有回过味来，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的时候，一代作家因为就此失眠而早早死去，新生代作家被灌输，小说就是这么写，如此一来，将自己的失眠喋喋不休的展示给人，就成了一种伟大且绝对无趣的代名词。可是，经典就是经典，谁让你失眠的时候，就去找医生；失眠的时候，写点日记还当成隐私；失眠的时候，以为这是个哲学问题，竟然不医自愈，结果永远无法写出经典。但经典绝非意味着完美，因模仿而走火入魔者不在少数。前几天，一个朋友翻译了一本各大书店误列到医学类的文学性立志读物《躁狂抑郁多才俊》，令人突发奇想，中国现代精神病大规模出现的起源，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中国移植现代性的视角。文学本应给人解脱，结果自普鲁斯特之后，失眠有了合法性，从此一失眠似乎就和伟大相连，想必这种思路毁了不少有为青年。

         以为普鲁斯特只不过是为哲学认知论作了一个文学性的注脚，即便不是误解了普鲁斯特，至少忘记了哲学本身应该是生命哲学。让我们先从普鲁斯特的一段话开始：

     “每当理智对自身茫然不解时，它便正处在一片漆黑之中，但作为探索者，它又必须去寻找；在此，已知的一切对它毫无用处——这不只是寻找，而是创造；理智面对着的是一些远未成形的东西，但又只有理智能够意识到它们。”         

          或许有些夸张地说，再没有什么文学话语比这段话更贴近对康德实践理性的描述。认知在纯粹理性中的局限性，使得认知面对物自身，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然而，尽管科学认知的范围有限，但人的实践活动，必然不会止步于此，而是要对这一黑暗领域继续进行思考和探索。在康德看来，探索这一黑暗领域的火把，就是人的道德心。只有依赖道德命令的指引，实践活动才能在黑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因此，实践活动成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一种以道德为指向的探索。然而，如果说范畴命令是先天综合判断，那么康德先验演绎并不能令人信服，如果说自由和道德心是一种引导性理念，这种需要通过实践去探索的理念如何能够又成为引导实践的火种。一系列质疑确实难以令人轻易睡眠。所以，普鲁斯特对于这一段话的隐问，给出了另外一种有待挖掘其意义的回答：

              “正当我对那阴晦的白天和必将如期来临的明日愁眉不展，我便机械地舀了一勺泡着点心的茶送往唇边。当 它一碰到我的上颚，我禁不住猛然一惊：我身上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一种美妙的快感通遍我全身，让我飘然超脱物外。我不知道这快感从何而来，但它令我视人世沧桑如过眼烟云，对生命的短暂也泰然处之——它象爱情一样给我灌注了一种珍贵的本质……这种强烈的欢乐从哪里来？它意味着什么？我又在哪里才能把它抓住？”       

         普鲁斯特告诉读者，引发失眠的记忆不同于通常的那种记忆，可以任你自由调遣，得来时且来，需忘记时则忘记；它根本不属于内在的自律世界，更不用提外在的约束，它要来时，你抵挡不住，想要送它走，甚至连药片都未必有用。这种记忆，普鲁斯特称之为非意愿性记忆，与前面那种意愿性记忆相对。这种记忆既有美好的一面，它可以为单调无聊的岁月注入色彩，让某一瞬间成为永恒，在记忆中难以磨损；也可以令人辗转反侧，难以成寐。普鲁斯特显然承受着后者，也是从这种痛苦中，他重新意识到，何为自我，人对自我的认知究竟是沿着固定的逻辑轨道，还是期待着某一时刻的降临。     

         这一时刻，就成为上帝的礼物或者是惩罚。通常上帝都是将它们装在一个密闭盒子中，是礼物还是惩罚，全在人的一念之间。而那厚重巨大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都在诉说着这样一个道理，因为贫乏，漫长而又枯燥的生活是常态，因此全书读来的整体感觉就是絮絮叨叨，可这或许正是作者的意图，因为非如此，你不会明白那一刻降临时的惊喜，不会有失落时的痛彻心扉，不会有多少年后的梦中惊醒。而将此刻称为拯救也好，称为堕落也罢，它都是非意愿的，属于道德心的例外状态。道德心只是用来收拾残局，在风平浪静之后，权衡各方利弊得失，就像纽伦堡的审判，绞死的人既不能抵偿被屠戮的几百万犹太生灵，也不会就此中止战争，去除白人心中的种族歧视。而道德心也不是全无作为，它甚至提前设计了制度，让人对那一刻有所期待的同时，也可预见到制度的威慑。所以，康德的法哲学如此强调外在强制的必要性，尽管他针对的根本不是这种非意愿性的记忆，而是人心中那头欲望的魔鬼，但是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精细化到可区分二者的程度，具体地把握二者的尺度，还得回到心灵，回到个别法官的伟大而富于经验的心灵。        

         但是，期待获得拯救，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生，而生命更多是由记忆组成，而非简单依靠对未来的期待而活；后者显然不会引发失眠，因为失眠是记忆非意愿性过载，过去的画面大幅地袭来，过去的气息萦绕不去。它无疑是内在的，因此表面上和法律无关，但它同时又是非伦理的，并不能由主观意愿加以控制，它先天就潜伏在那里，或者说，以前发生的事件就搁在记忆的某个角落，它不是随时都会发动，但是它来的时候，其势如虹，或许还伴随着外在的诱因，就像那泡着点心的茶，或令人内疚，或给人喜悦。它因此强制着内心，既不同于习惯上所谓的自律，更非他律，而是内在客观，从这里既可看到孟子的恻隐之心，也可看到西方宗教的忏悔之意，还可看到极端的安定医院里的病人。现代医学断定后面那种内在客观是一种疾病，因为人形成了对自我的反动，变成了我与非我的殊死斗争，结果连带着也将前两种道德直觉拉下了水。      

          确实，表面看来，非意愿性的记忆是同道德相悖的。康德的道德，依赖于人对自我的认知和驾驭，缺乏以道德为指向的能力，就不会有温良得体的外在行为，也就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然而，康德之道德心的基础在非意愿性记忆面前完全溃败——虽然这种溃败在牟宗三看来，恰恰是儒家智性直觉的机会。因为，非意愿的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道德心的指引。或者说，道德心与非意愿性记忆的关系远非这么简单。不过，认为非意愿性记忆具有客观强制的说法，倘使说给西方人听，即便不被嘲笑，也会被认为缺乏常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意愿性内在强制不存在，而且不仅不是偶然性的存在，而且具有必然性。假使这样一种非意愿性内在强制能被证立，那么将其纳入到康德之先验演绎的论证结构中，就会别有一番意味。因为在康德那里，先验统觉无论如何也不会比这种非意愿性记忆更稳固。然而，恐怕连普鲁斯特都不会想到，他的文学作品，他的超越时间的认知和回忆，会为今天的人提供对自己记忆的重新审视，而且还能拓展为先验论证的前提。这并不是从事哲学者想要沾得一点文学的浪漫，患哮喘的作者恐怕更多的是伤感，而是哲学需要回归生命。当人们因为非意愿性失眠而影响到外在行为的时候，无论因无望拯救而迁就制度，还是因为获得拯救而背叛制度，抑或因为忏悔而再次犯错，都折射出法律在当前的认知论影响下的干瘪和彪悍。而期待法律背后的人从生活和生命中多得感悟而更为人情化，这并非强调反对制度，而是要求重新思考西方法律制度的前提性基础。      

         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怀疑我思意味着你也思，所以你也因思而在，这样一种简单的反证（波普尔），今天已经引不起人们多大的兴趣。而当海德格尔从存在之维批判康德的先验哲学，为新儒家重新理解先验前提提供灵感的时候，普鲁斯特则更早地从非意愿性内在强制为我们进一步回归礼治秩序铺平了道路。在这背后，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我如何理解我自己。当回头面对自己都不曾预料的行为的时候，当记忆如绵绵秋雨般纠缠不清的时候，除了像普鲁斯特那样，精心用语言将那种长夜漫漫的时光雕刻出来，从而重新塑造出一个我，还有其他可以更清楚认识自己的方法吗？